1851年美國的伊薩克·勝家（Isaac Singer）制造出第一臺實用的縫紉機，其縫紉速度為每分鐘900針，相當于嫻熟縫紉女工的22倍之余。李約瑟（Joseph Needham）稱縫紉機為“改變人類生活的四大發明”之一。縫紉機的生命軌跡體現在縫紉機的設計者、制造者、銷售者、消費者、使用者與機器之間的生活關系之中。

       沃爾登（Louise Walden）較早研究了縫紉機作為技術物與性別之間的關系， 講述了縫紉機對男女工作的影響，認為它沒有實質性地改變兩性文化關系。費爾南德斯（Paula A. de la Cruz-Fernández）發現，勝家品牌的縫紉機營銷組織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歸因于它在營銷策略上將縫紉機與墨西哥的“現代”女性觀念聯系起來 。翁注重（Ju-Joan Wong）與陳曉華（Hsiao-Hua Chen）考察了不同時期臺灣地區女性使用縫紉機的情況，發現女性的經驗可以反映現代設計中的奧秘。袁蓉分析了近代上海縫紉機的傳入和使用情況，其中涉及使用人群的性別問題， 談及縫紉機是中上層社會女性追求“摩登女紅”的標志。張黎考察了1850-1950年家用縫紉機的設計史，提出在縫紉機的設計中集合了男女兩種性別氣質。

       由此可知，學界已較多關注縫紉機的設計、使用及其與性別因素之間的關系，亦有學者考察了近代上海縫紉機的使用人群情況，但尚未有研究從女性作為縫紉機的消費者和使用者的角度，去探討縫紉機作為一種外來技術物（以及后來出現的本土品牌）與晚清民國女性身份和社會角色的建構、變遷之間的關系。我們知道， 人類創造了技術工具，同時他們的社會身份和生活方式也在使用這些技術工具的過程中，不斷被影響和改變。技術哲學家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所言，“消費社會對身份問題產生了進一步的影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工具不只是有用，它們也告訴我們，我們是哪種類型的人”。基于此，本文嘗試從技術與性別之間相互建構的角度，分析縫紉機在與晚清民國女性互動的過程中對于不同女性的身份塑造與引申意涵。

       縫紉機是上流社會女性的身份象征

       縫紉機、自來風扇、火柴、肥皂、洋傘、牙刷、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在19世紀60-70年代時傳入上海 。據可考史料，王韜與他的友人孫次公在此之前已在上海見過縫紉機。《王韜日記》中記述了在1858年11月27日的上海，王韜與孫次公在來自美國的秦娘家中看見縫紉機的情景：

       又至秦氏室，見其縫衣之器，輪軸圓轉，運針若飛。……（次公）云：“……鵲口銜絲雙穗開，銅盤乍轉鐵輪回。纖纖頃刻成千縷，親見針神手制來。”

       1866年5月17日的《中外新聞七日錄》亦刊登過《西國縫衣物器具圖示》的文章，應為目前所見向國人介紹縫紉機較早的報刊記載：

       此器具西國造成不久，而中國人見之者鮮矣。按此器能挑縫衣服、手巾各物，快捷異常，計每日做服，可能當女工之十。

       這一時期，大量外洋物品通過向外邦購置或臣民進獻等方式被輸入清宮。據1896年8月19日的《曼徹斯特衛報》報道，李鴻章出訪英國期間曾至英國的縫紉機廠參觀并操用，該廠負責人當時贈予了李鴻章兩臺縫紉機，一臺送給李鴻章留用，另一臺則獻給慈禧太后 。國內史料亦提到：

       （縫機）局中所存各機，大小不等，且或以手搖，或以腳踏，形制亦不一。中堂親搖其機，但見針動線隨，縫布數行，宛轉如意，心極愛之。請選一佳者， 不吝重值，將以進呈皇太后。監督曰：“不敢領價，愿敬獻也。”中堂必欲給資，監督決計奉贈。中堂之歸也，乃贈兩縫機，皆極貴重云。

       據記載，縫紉機約于19世紀70年代開始進入中國市場，但產量極小、價格甚高，至19世紀末仍稱得上是珍貴的稀有物件。李鴻章將深受外國女性喜愛且新奇實用的縫紉機進獻給慈禧太后，目的主要是供其玩樂解悶。因身處皇室的慈禧太后，平日服裝皆由御用裁縫精心縫制，這件實用的縫制工具對其而言只是日常消遣的賞玩物件而已。換言之，縫紉機雖為實用工具，但對于慈禧而言，其娛樂性遠超實用性；作為稀罕的舶來品，擁有縫紉機無形中彰顯了太后的尊貴身份。

       年少時接受過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西學教育的末代皇帝溥儀對舶來品特別感興趣。1932年，他贈送了一臺勝家縫紉機給妻子婉容。這臺機器實則為婉容的御用裁縫李春芳所用，曾為趕制婉容生辰當日穿著的品月緞繡玉蘭飛蝶氅衣提供了便利。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提到，貴族或資產階級女性不從事生產，但擁有相關的家用技術物品卻可以彰顯其家庭伴侶的資產實力與社會地位。婉容雖擁有縫紉機，是縫紉機的消費者，但卻不是其真正的使用者。這臺縫紉機的出現和使用的方式，同樣顯示了她的特殊身份。

       除皇室外，達官貴人也是較早接觸西洋事物的群體之一。他們中許多人擁有游歷海外的經歷，有能力購置并使用外來物品。據曾國藩之女曾紀芬回憶，年少時期女紅是其父每日布置的功課，自己的衣服皆為手工自制，后改用縫紉機縫衣。

       予等紡紗、績麻、縫紉、烹調，日有定課，幾無暇刻，先公親自驗功。昔時婦女鞋襪，無論貧富，率皆自制。予等兼須為吾父及諸兄制履，以為功課。紡紗之工，予至四十余歲隨先外子居臬署時，猶常為之。后則改用機器縫衣， 三十年來，此機常置座旁。今八十一歲矣，猶以女紅為樂，皆少時所受訓練之益也。

       在此，縫紉機對于曾紀芬而言，是延續其必須具備的女紅能力的技術物件，“常置座旁”是其作為大家閨秀的身份象征。

       實際上，清末上流社會消費已是崇洋之風盛行。據一位上流社會的家庭婦女所言，她們中許多人渴望穿外國服裝，都想要外國家具、服裝與食品，倘若沒有這些就不屬于（上流社會）這一層次。清末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富裕家庭的女性也是置辦勝家縫紉機的群體之一。勝家縫紉機在1949年以前的同類縫紉機當中價格處于高位，因此能夠購入的大多是高收入人群。并且，這些家庭多傾向于購用勝家縫紉機中的柜式機與枱式機，柜式縫紉機不用時能把機頭掩藏在柜內，擺在客廳形同一件家庭的裝飾家具；枱式縫紉機則配以美觀的小長方形枱，其中有三個、五個或七個抽屜，不用時可將機頭掩藏于枱內。顯然，依靠進口且售價高昂的商品在當時會顯得尤為珍稀高檔，可用來凸顯精英家庭獲得物品的特別能力，體現了人工產品空間性的象征主義功能。富裕家庭購買昂貴的、可做家居裝飾的勝家縫紉機，一方面能以此美化家庭空間， 突顯家庭品味與層次；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上流社會女性追求時興的消費方式。

       清末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從皇室到富裕家庭，洋品牌（主要是勝家）縫紉機的購置無論是作為賞玩之物、家具裝飾還是實用工具，均于無形中聯結并強化了上述女性與其所在階層的紐帶。可以說，縫紉機在某一方面象征了這些上流社會女性的社會地位、支付能力、教育方式、消費品位及家庭背景。

       縫紉機是普通女性的家庭宜備

       對于上流社會女性而言，縫紉機的象征意義大于它的實際功用。但是，這樣一件時髦又實用的西方機械，對當時的普通女性而言也是充滿吸引力的，只是其昂貴的標價和新的操作技術讓她們望而卻步。也為此，勝家縫紉機銷售商在營銷策略上采取了三個方面的舉措，以加大在華推廣力度：改變消費者對使用縫紉機的畏難心理、滿足消費者擁有縫紉機的渴求、引導消費者成為符合社會預期的性別角色。上海勝家公司縫繡女子教授所教師肩行機制品沿街展示

上海勝家公司縫繡女子教授所教師肩行機制品沿街展示

       首先，為了讓中國女性減輕對新的機器縫紉技術不自信的心理，勝家公司專門以較高的報酬雇傭中國女工，經培訓后的女工會挑上縫紉機沿街表演，向市民介紹操作方法，宣傳其優越性。1900年，勝家縫紉機器公司為使上海人了解縫紉機，特別在南京路設立“勝家公司女子教授所”，免費教授女性使用縫紉機，并從中選出縫紉高手，肩挑縫紉機沿街設攤，宣傳產品和使用方法。無獨有偶， 清末勝家縫紉機器公司的一則廣告，也提到上海英大馬路的勝家公司聘請縫紉機教師肩行機繡品走上街巷，請人觀瞻機器縫制的成品。這樣沿街演示操作縫紉機及機制成品的宣傳形式，讓更多女性觀看到規范操用縫紉機的方式和過程，有利于改變她們對“縫紉機操作困難或復雜”的看法，打破“鐵裁縫”難以使用的印象，減低她們對操作縫紉機的畏難心理。另外，精美的機制成品也讓她們切身感受到縫紉機的做工與成效，進一步增加了她們對縫紉機功用的好感度與自信心。

       除培訓專門的宣傳人員外，勝家縫紉機器公司還在商店內設學堂提供免費教學，或派教師外出教授機器縫紉技術。如1907年的一則廣告所述：“由本公司備有中外男女教習，附設縫紉女學堂，不取學費，并可出外包教。” 其專門開設的縫紉女學校，更側重對女性的技能培養。如上海市某勝家縫紉女校的女校長楊兆云在學校廣告中介紹道：“（勝家縫紉女學校）宗旨為擴充一切縫藝務，使婦女能擔任自做家中應用衣服。來學者，購買機器與否聽其自然。”20世紀初期， 勝家商店內已配有技工，專門為用戶安裝和修理各種縫機，凡屬勝家機須由勝家商店修理。向消費者提供示范、教學、安裝與維修一系列的技術服務，既滿足了顧客相應的需求，同時技術教授先行，也消除他們的疑慮和后顧之憂。

       其次，為了吸引更多的普通婦女購買，勝家縫紉機公司還通過大批商業經紀人和“租賬”方式銷售縫紉機。據1908年天津的新聞報道稱：

       美國勝家公司在天津設立的公司承諾：所有各買主均不付現洋，皆系賃買，按月零付，立有合同，至限期將洋付清，機器方歸買主。賃買機器，貧苦婦女最占多數，竟至一千六百余戶。

       20世紀初，勝家的銷售策略是否有如此好的效果，尚需考證。但到1940年， 中國市面上的縫紉機器種類確有約三百余種。其中，“有用以縫制衣服者，有用以制造草帽者，有用以縫制皮鞋者，有用以縫制手帕者，……其銷路最大者，首推縫制衣服之機器，不論家庭或成衣店均有購置”。

       最后，勝家縫紉機的廣告宣傳還從不同角度觸及作為家庭婦女的角色定位及其關心的實際問題。例如，試圖鼓勵她們去明智地消費，并學習新的家用產品技能， 強調縫紉機良好的性能可以幫助她們節省花費在家務上的時間等等 。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廣告宣傳在引導消費者了解什么是好的產品，什么產品對于他們而言是適合的同時，實際上也參與了對技術消費者與使用者的身 份建構。顯然，勝家縫紉機的市場定位是中國的家庭婦女，這一技術物在使用者 層面具有鮮明的性別特點，實質上援用并鞏固或強化了中國女性作為家務勞動主力的角色身份，延續了傳統的“男耕女織”中“織”的身份價值。實際上，勝家縫紉機廣告圖片呈現的家庭縫紉景象更是鮮明構建了家庭內勞動分工的這一性別 意向。即男性是消閑休息（讀書看報）或觀看女性縫紉的角色，孩子在一旁玩耍， 女性則是為家人縫制衣物的縫紉機使用者，營造出一派其樂融融的“現代家庭” 景象。誠如白馥蘭（Francesca Bray）所稱的“文化空間”，這一場景呈現出了中國式的觀念、秩序以及權力關系，它們滲透于空間以及在此空間中的行為。其中， 女性在家庭空間內往往扮演的是生產食品、衣物的角色。借助縫紉機縫制出來的衣物，婦女不僅凝聚了家庭的情感紐帶，即使是在時髦的“現代家庭”里，女性利用縫紉機縫制衣物依然發揮著穩固家庭和諧關系的功能；同時，貧苦女性給家人縫制衣物，在經濟上亦有助于減輕家庭負擔，對家計有所裨益。勝家縫紉機 廣告正是抓住了中國女性的家庭角色特征及其背后的性別文化，成功吸引普通女 性購買縫紉機，幫助她們成為在家中制衣的、更好地服務于家庭的賢妻良母。

       機器縫紉是新女性的謀職技能

       上文所述勝家公司在中國的市場定位與銷售策略，反映了當時中國勞動性別分工上“男主外、女主內”的一般特點。在19世紀末中國的成衣業（而非家務勞動） 中，男性扮演的是服飾“生產者”的角色，女性則多為“消費者”。20世紀初，中小學教育皆要求女子比男子多學家事、縫紉兩科，女子職業教育雖開始興盛，但主流女子教育的宗旨“仍以賢母良婦為最高極則”，以期女子能夠“裨補家計，養成節約利用好勤勉之常度”。

       至1913年，教育部頒布《實業學校規程》，規定各地根據本地情形設立女子職業學校，教育部頒布小學校令，也以縫紉家事為女子必修課，兼習刺繡、養蠶。1919年5月23日，教育部頒發訓令，要求各省女子中學校應注重家事實習，屆時，女工傳習所亦有專門的縫紉科實習。由此亦可見，近代女子職業教育的開端，與傳統中國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勞動性別分工有著明顯的延續性。并且，機器縫紉逐漸成為當時最為重要的女性勞動技能之一，成衣業是當時女性嘗試走出家庭，改變身份，繼而獲得職業發展和提高社會地位的行業領域之一。安徽省立女子工藝傳習所縫紉科實習攝影

安徽省立女子工藝傳習所縫紉科實習攝影

       晚清民國時期開設有機器縫紉課程的女子學校主要有四種辦學類型，其中第一種類型是開設有機器造衣課程的女子職業學堂或機器縫紉專科教育的職業學校。其典型是1904年成立的上海速成女工師范傳習所，該校辦學宗旨為“采東西各國工藝成法傳授，用速成教授法教授各種女工，養成女子自立資格，兼備女學堂教師之選”。它主要傳授的并非傳統女紅功夫，而是以縫紉機為生產工具，兼做中西服飾的技能，有助于入學者藉以掌握在城市謀生的技能。同時，設有速成“機械化女紅”的機器縫紉專業課程的女子職業學校逐漸興起，1913年務本機器縫紉女學校當屬開設機器縫紉女學的先鋒，其目的為“提倡女子實業，俾有獨立生存之藝”。

       第二種類型是附設于普通學校內部的機縫教育機構。如1905年，豫教女學堂為“發達女界的生計實業”附設女工藝廠，要求學生學習成衣機器、繡工等科，提倡生產教育“二合一”。又如，1919年京師第一中學也開設有職業班特別手工教室，內有縫紉機12臺，陳列縫紉成績頗多，強調其于女子職業生活上極有影響。

       第三種類型是女子職業補習學校，主要對已有職業或從未接受過教育的大齡婦女進行補習。其中，教授縫紉科的職業補習學校頗多，如南通縣立女子職業補習學校職業科分刺繡及縫紉二部，縫紉科開設縫機運用、小孩服、學生裝等。又如私立上海婦女補習學校，設國文、縫紉、刺繡等七科，其中縫紉科開設中式裁縫、西式裁縫。

       第四種類型是將機縫技能培養融于高等家政教育。同樣是學習機器縫紉，但對于不同的教育類型而言，女性所學略有區分。此類機器縫紉教育是在高等教育中融入技能教育，更趨于興趣化或趣味性的教學，富家女子所學的機器縫紉主要是為了體會新式縫紉的樂趣，學會之后可以自制時興“洋服”“時裝”等服飾，是提升自我、成為摩登女子的一種方式，即“一個女子可以配稱摩登，至少須有下列的條件：有相當學問，在交際場中能酬對，稍懂一點舞蹈，能管理家政：會怎樣管仆人、自己會烹飪、能縫紉（簡單的工作，不須假手他人）”。

       20世紀20年代，隨著國產縫紉機在市場上的銷售，女子職業教育和高等家政教育中更為普遍地提倡機器縫紉，這體現了社會所構建和期待的女性身份與社會角色悄然發生了改變。一方面，培訓女性熟悉縫紉機技能以熟練制衣，最直接的成效就是女子教育與職業發展逐漸實現了接軌，為女性擁有一技之長，甚至進入成衣行業奠定了基礎。1912年，女子縫紉社在成立大會時強調女子掌握機器縫紉能夠改變“男成衣”的社會分工。至1925年，僅南京從事機器縫紉的女工數量已約八九百人，且機縫工價大增，女子以此切實成為“生利者”。甚至連張愛玲也曾嘗試轉行做裁縫，時人認為其“進賬比吃寫稿子這碗勞什子飯賬，然要高妙得多多了”。另一方面，機器縫紉亦是城市知識女性做懂科學、知技術的新式賢妻良母和摩登女子的必備技能，她們利用所學制作家常衣物僅供家庭所需或在家中做家庭工藝 。

       顯然，職業教育中機器縫紉的普及和高等家政教育中對機縫技能背后科學原理的教授，既反映了晚清民國女性職業化道路形成之初的特點，即女性活躍的行業領域與傳統勞動性別分工所要求的女性技能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同時也反映當時社會對有獨立思想、一技之長和善于料理家庭生活的“新女性”的角色期待。這一新的女性角色構建最初源于胡適對“新婦女”的倡導，至1926年《新女性》創刊，逐漸成為時人對女性身份與社會形象的理想預期。

       縫紉機是女性參與抗戰的武器

       縫紉機在晚清民國社會的存在不僅限于家庭生活、職業教育和成衣工廠等場所，抗日戰爭期間廣大女性使用它在前線和后方為戰士生產軍用服裝，亦使得它成為重要的戰爭物資。縫紉機在抗日戰爭中與中國女性產生了另外一種密切的交集，其為廣大女性所使用，在推動女性積極參與抗戰的同時，亦參與建構和塑造了中國女性投身民族戰爭的國民身份和擔當意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了中國東北。前線戰士由于連續行軍作戰， 服裝損耗嚴重，加上日軍封鎖，穿衣緊張，有的甚至被凍死。在此情況下，生產戰士軍服的任務首先落到了處于抗戰一線的東北抗日聯軍女軍工的身上。由于服裝的需求量大，這些女兵需要借助縫紉機進行生產。她們深入前線，肩抗沉重的縫紉機跟隨部隊轉移戰地以躲避敵人搜尋，同時見縫插針地趕制服裝，用肩上的縫紉機扛起了保家衛國的重任。誠如有學者所言，“一些女戰士身背長槍、肩抗縫紉機，在戰斗間隙里于深山密林中趕制軍裝。（相當于）抗聯的被服廠，實際就建在她們的雙肩上”。抗日童謠《被服廠》亦寫道：“被服廠，進了山，機器輪子轉得歡，姐姐妹妹把活做，做出衣服戰士穿。穿上新衣多神氣，英勇殺敵干得歡。” 不僅如此，使用、拆卸、保養縫紉機也是女軍工的必學技能，為了保養縫紉機，她們把平時舍不得吃的豆油存起來留給縫紉機“喝”。當時涌現出了許多保全縫紉機與縫紉隊的女英雄，如崔姬淑、安順花、樸淑玉等。對于這些女性而言，她們的首要身份是革命戰士而非賢妻良母，縫紉機則是幫助她們充分發揮這一角色義務的重要工具。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全社會的女性在相關組織的動員下紛紛加入為抗日戰士縫制軍服的隊伍，她們的角色作用也不再局限于家庭和職業，而是毫無保留地為戰士們提供強有力的后方支援。1937年，全國性的婦女抗日組織——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簡稱“婦慰總會”）成立，宗旨是“適應抗戰需要，發動海內外婦女同胞輸財盡力，擔負救國工作”。1938年，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亦出臺《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提出：

       為了要長期抗戰，（全國婦女要）運用她們的知識技能，普遍地從事生產建設。……戰時慰勞工作包括有：組織為軍隊服務的洗衣隊、縫補隊，供給衣服藥品及各種讀物以慰勞前線軍士、后方傷兵，及各地游擊隊。

       淞滬戰爭爆發后，涌現出了第一批僧侶救護隊，很多女尼自愿到一線當看護和雜務工，同時也有女僧侶購置縫紉機為前方將士趕制棉衣。如有關史料所載：“滬戰爆發，上海比丘尼眾，聯合為前線將士縫制征衣。”尼姑新購縫紉機趕制棉背心送贈戰士

尼姑新購縫紉機趕制棉背心送贈戰士

       1938年，婦慰總會發起征募寒衣運動。作為征募寒衣運動發起人的宋美齡經常到現場視察工作，并親自裁剪、縫制棉衣。宋美齡以身示范使用縫紉機，號召更多女性加入縫制棉衣的隊伍之中。在此過程中，她借助縫紉機這一技術物，再次向廣大女性明確抗日時期“眾多男性參軍赴前線，女性群體是后勤工作的主要支撐”的性別分工秩序，以此鼓舞前方戰士抵抗斗爭的士氣。在婦慰總會的推動下，廣東分會積極行動，聯合廣東省婦抗會、女權同盟、車衣女工會等十六個團體，決定投入二萬元備制棉衣，由婦女慰勞會、車衣女工會負責購置材料及剪裁，分發給各婦女團體縫制，分區設立縫做場由各婦女團體負責管理及動員各階層婦女參加縫制 。宋美齡親自縫紉

宋美齡親自縫紉

       除有組織的婦女團體外，普通家庭婦女也加入到縫制軍服的隊伍當中。如湖北省丹江口市戰區數十萬大軍的冬夏被服，皆以均縣為制作補給基地。均縣城內集中了數以百計的縫紉機，每天機聲噠噠不停，形成了一個戰時繁忙的縫紉工業區。均縣許多家庭婦女被動員起來，她們響應全民抗戰號召，走出廚房，參加工作，成為被服廠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流離失所的婦女也被組織起來學習使用縫紉機， 以此為縫制軍服貢獻力量。其中，“招收抗戰軍人家屬婦女，及戰區流亡失學失業之婦女青年”的重慶家政訓練所，便認為“縫紉女工是新家政管理中一件重要的項目”。重慶的兵工廠中亦可見女孩埋頭使用縫紉機為抗戰將士縫征衣的情景。學校女生也在課后為縫制寒衣做出了貢獻，如昆明市小壩師范學校為堅持抗戰，全體女生有的用縫衣機，有的用手縫，流水作業，四天縫成軍衣200多件，交由云南省婦女會抗敵會寄往臺兒莊。延安女子大學附設縫衣工廠，工廠有縫衣機8架，請工人指導學生使用機器和裁剪，全校同學以班為單位輪流參與生產。

       抗日戰爭中使用縫紉機生產軍服的女性不論是身處前線還是后方，無論是組織行為還是個人自愿，皆參與到了抗戰物資的生產行列之中。縫紉機的鐵質外觀與重量，使得肩抗縫紉機作戰的女軍工呈現出男性氣質（力量感、勇敢）的身份形象。不問世事的女僧侶加入機器縫紉的行列，宋美齡以身示范使用縫紉機縫制軍服，婦女團體、普通家庭婦女、女學生等紛紛響應號召參與縫衣，這些表明不論女性是主動加入或是被動納入縫制戰士軍服的隊伍中，都無一不體現出戰時國家對女性作為戰士和后方勞動生產力的現實需求，以及女性身上所肩負的民族責任。縫紉機和女性的身影在戰時報道中的同時出現，無形中實現了對女性身份角色的重新建構。在此，女性進一步走出家庭，無論是作為軍人、其他職業女性還是家庭婦女，均被視為生產性的重要角色；她們不只是家庭生計和國家社會的“生利者”，更是利用縫紉機挽救民族危亡的堅強后盾。雖然后方女性處于輔助男性參戰的次要位置，但是顯然可見國家對其勞動生產價值的認可。前方的戰士使用槍支殺敵，后方的女性則用縫紉機為抗戰提供溫暖的保障。

       結語

       鴉片戰爭后的百年中，中國女性群體的身份呈現出不斷變化并且新舊雜糅的特點。她們除了被認為必須承擔“賢妻良母”的傳統角色外，又有了“女國民”“新女性”“革命女戰士”等新身份。對女性稱謂的改變，實質上反映了女性在公眾面前的社會形象、身份和角色的變化，展現了女性從家庭角色向社會角色轉變的歷史進程，盡管這些變化特點主要體現在那些站在時代潮流前沿的女性身上。

       縫紉機自晚清傳入中國并開始銷售以來，在宣傳策略和實際使用（包括國產縫紉機）方面，均與中國女性產生了密切的交集。對于彼時的中國女性而言，縫紉機作為技術物呈現出從身份象征、家庭宜備、謀職技能到抗戰武器的多元化樣貌。盡管不同時期縫紉機之于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女性的文化意義不同，但縫紉機與機器縫紉技術的逐漸普及，確在無形中參與了對當時女性的身份建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性別分工，折射出晚清民國時期女性職業發展和社會地位變遷的一般樣貌。

       縫紉機作為一種技術物，見證了晚清民國女性于不同的時空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技術文化史的視角考察縫紉機在這一時期被宣傳和使用的歷史，得以讓我們從另一個維度解讀當時變化劇烈卻又新舊雜糅的女性身份，有助于豐富對近代女性生活史和職業發展的理解。反過來，通過性別視角考察縫紉機在晚清民國時期的傳入和使用歷程，亦讓我們了解到技術物在宣傳、消費和使用過程中，不斷被重新定義和塑造的過程。無論是作為上流社會女性的身份象征，還是作為普通女性的家庭宜備物件，亦或是新女性的謀職技能和女性參與抗戰的重要武器， 在幫助構建女性身份的同時，縫紉機亦展現了技術物在不同時間和空間中存在意義的多元性與流變性。